中国现在是一个新兴大国，我们应该把悲情主义心态转变为新兴大国的自信心态。

产出负缺口意味着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，经济运行会出现冷的状态。可见，我国经济无论从自身的运动规律来看，还是从外部经济环境来看，未来几年都将呈现向好的趋势。

而当这4万亿元投资等政策措施扩张经济的效应消失以后，经济增长速度再度下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（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） 进入专题： 经济走势 宏观调控 。其次，由于从2009年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，一度达到12%的高度，这就为日后的价格水平上升埋下了伏笔。未来几年的我国和世界经济走势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三轮周期运动。2010年，美国经济实现了3%的正增长，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扩张期。

在未来几年，伴随我国经济进入扩张期，价格水平也存在上升的趋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伴随经济步入新的扩张期，价格水平也已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，即进入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周期。20世纪80-90年代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，除了领导人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之外，也和当时巨大的改革压力有关(例如大量国企濒临破产、银行体系坏账超过30%等)。

但是这一命题，关系到能否建设好的市场经济，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型，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，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和谐。对地方官员而言，GDP不仅意味着政绩、形象，更是寻租的良机。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背后，则是房价日渐远离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，财政收入被大量用于三公消费和铁公机，而不是民众企盼的教育和医疗领域。

难怪吴敬琏先生撰文警示：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，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。例如，发改委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约谈企业?第二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，其核心是反垄断，特别是央企垄断，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。

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。成就这一奇迹的正是改革、开放四个字。但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，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。不仅限价令、限购令不可取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势在必行。

垄断不仅导致了价格居高不下(如油价和通信费用)，也为垄断企业内部严重的腐败制造了温床。近年来石油和电信系统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，即为例证。例如，IPO审批制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;非公经济36条、新36条出台后，对民企的制度歧视有增无减;2008年实施的《反垄断法》却难以撼动央企垄断。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、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，与此同时，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，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。

对习惯于支配权力的官员来说，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，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，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。开放之关键一跃，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。

中国虽然2008年就实施了《反垄断法》，但一直不敢直面央企垄断问题。任何对价格进行限制的做法，都会导致扭曲和低效率

垄断不仅导致了价格居高不下(如油价和通信费用)，也为垄断企业内部严重的腐败制造了温床。在石油、电信等行业，虽然行业内并非独家垄断，但都属于国资委旗下的共和国长子，在发改委指导价格的格局下，难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。然而近年来，随着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和政府财力的增强，出现了利益固化的现象，改革步伐明显放慢。著名学者奥尔森(Mancur Lloyd Olson)指出，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，乃经济繁荣之本。FT中文网 进入专题： 胡锦涛命题 市场经济 。政府究竟如何正确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当前改革的命门。

笔者以为，顶层设计必须明确三点：第一，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，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，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而偏废了公共服务职能，这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因素，而且日益成为阻挡经济发展的路障。

例如，IPO审批制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;非公经济36条、新36条出台后，对民企的制度歧视有增无减;2008年实施的《反垄断法》却难以撼动央企垄断。显然，既得利益者会竭尽全力延长这一阶段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由于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，财政收入被大量用于三公消费和铁公机，而不是民众企盼的教育和医疗领域。其一，央企垄断破坏公平竞争、滋生腐败。

各市场参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，企业只有靠创新而非寻租获得超额利润。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、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，与此同时，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，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。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，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，这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增长源泉。虽然央企数量从2003年初的196户减少到2010年6月底的125户，央企垄断却有加剧之势。

正如吴敬琏教授在财新传媒年会上坦言的：在八十年代，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的十五次党代表大会，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，但后来发生了放慢，甚至有部分回潮。在政府频频介入经济建设时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将成为常态。

任何对价格进行限制的做法，都会导致扭曲和低效率。开放之关键一跃，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。

然而，要退出这一模式却相当艰难，势必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。中国虽然2008年就实施了《反垄断法》，但一直不敢直面央企垄断问题。

对习惯于支配权力的官员来说，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，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，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。而一旦路径被锁定，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，否则很难退出。其三，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，导致国富民穷。在政府机构成为纠纷当事人时(如强制拆迁)，法治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根据王小鲁的估算，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.4万亿。回顾过去30年，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%以上增速的奇迹。

简言之，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属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：微观经济主体基本市场化了，但权力的有形之手仍是无处不在。但是这一命题，关系到能否建设好的市场经济，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型，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，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和谐。

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背后，则是房价日渐远离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。政府部门也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，包括IPO、行业进入壁垒等等。